江苏路延安西路 第二版

这姑娘其实也说不上年轻，但有种年轻人唯唯诺诺的神态。她双手捧一个透明塑料袋，里边装着一块啃过一半的面包，不是把袋口往下折，让面包露在外面，而是把袋口尽量张开，尖着嘴，半张脸伸到袋子里去，不拘多少，随便嘬一口出来，好像这样就没人会注意到她似的。她含着那块面包，若有所思，怕咀嚼声太响不好听，含了半天才在嘴里把它盘两盘，又怕腮帮子太鼓不好看，干脆直直嗓子把它吞下去了事。

吃了两口，她决定坐在公交车上吃一块剩下来的面包不是好主意。她重新把塑料袋团起来，打开膝盖上那个粉红色的手提包，把它往里塞塞。手提包拉链旁边的人造革经年累月，已经被拉秃了，白色里布露了出来。

她穿着鲜红色短袖上衣，更衬得肤色黄黑。胸前打的褶丝毫也不能掩饰她那小得可怜的胸部。长长的瘦脸盘，其实显得她有些凶相，但一个异族人的大鼻子又给她增添了些木讷。她的眉毛和睫毛一律是乌黑的，弄得眼周一圈青黑，与其说憔悴，倒不如说带出一缕与生俱来的伤感。而低低的发际线，以及一头黑得极为胶着的长发，又赋予她少许庄严之感，于是就连面颊上一片片的雀斑也不怎么触目了。

她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紧抓着座椅上的塑料扶手，有只大手伸进她的辫梢，轻轻捏住几缕黑发，在那里来回地，以很难被察觉的小心动作慢慢缠绕。我不知道这么矮小的一个老人，为什么长成这么大的一双手。他须发斑白，浑身散发出皮屑味。面相初看也蛮老实，但两片薄薄的嘴唇多少泄露出岁月给他的表情所带来的变化。

我以“我知道你这个糟老头在干什么”的眼神看了他一会儿。他迎住我的目光，一点也不慌乱，几乎是天真无邪地仍然把一只手搁在那里。他的手只要稍微动一动，就变成了一个纯属无意的姿势。但他始终依依不舍地让两根手指缠在发丝里——毕竟谁也不知道她哪一站会离开，他卑微的青春梦也只得做一小会儿。

昨天那场架吵得绵延不绝，从常熟路一直吵到中山公园家乐福，在家乐福纸巾货架和席子货架两处又延续了将近一个钟头。不过最后物还是购了，小龙虾也吃了，还吃到了今夏的第一次荔枝。至于冰箱里的养乐多么，没得说，永远都是我一个人的！

怀着很脆弱的心情跟陈锐一起去听了场到第五首就开始坐着唱的黄舒骏演唱会。跟着他唱了一句“时间不断地改变”就不由哽咽。回想八年以前和PP在宿舍里对这歌所作的感慨，我觉得将来的生活真是很艰难。虽然其实我也不知道艰难在哪里。

而且，你们都知道，我是不会怕的。

PP那时候还絮絮叨叨地跟我说，在马路上坐了一辆法兰红出租车，红得可真好看。因为听过她这句话，直到今天坐进这种红色的出租车，我还总会感到稍微有点雀跃。

最近有一天，程亮对我说：说什么现实啊，现实就是我们在努力地生活着。我很感激他说了这句话。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人生节点总好像隐隐合拍。我觉得这就很好。

我问起他的猪鼻龟。他说：等你结婚的时候，我把这对猪鼻送你做贺礼。我听了很喜欢。那么就立此为证吧。

我从来不认为过日子是为了轻轻松松。在艰难的来路上，有猪鼻龟们慰我，已经让我觉得很值得。更何况，还有比它们远为珍贵的人在陪伴我。

这就是我的现实。别叫我妥协，也别叫我让步。如果争辩不过我，至少也请心平气和吧。

前段时间，黄燎原在开心网上留个言问我：结婚了没？我回复他还没有，说着不好意思起来，倒好像是欠他一个婚讯似的。我想起去年冬天，他坐在酒吧的沙发上听到我要结婚，就用那么一种柔和的嗓音说：结婚好，我也要结婚了。我们为了同样的一件事，迷迷糊糊地高兴了一阵。后来我自己回家，寒冷的夜晚让人很舒服。我坐在车里，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跟人生的上一个阶段做了愉快的告别，心很定。

要说的话太多了，所以我现在不想再说下去了。

 

今天小饭问我：你还认识白烨啊？我说认识吗？我觉得不算认识吧。

十年前出《我爱阳光》那会儿，因为布老虎丛书的关系，我跟白烨见过一两次面，聊过一聊。十年后小饭贴给我这么一段话：

我想讲这么几个点。讲我介入80后话题的过程。我开始关注80后应该在起步上是比较早的，到现在为止已经10年了。我是1998年开始关注80后的。当时，春风文艺出版社在北京成立了布老虎图书编辑部，聘请我做总编辑。在此期间，我做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叫《我爱阳光》，作者叫许佳，上海的一名中学生。这个中学生是81年的，当时还在上中学,她小说写完后寄给布老虎图书编辑部。我看过这作品，非常有才情，后来就出版了。这本书是1998年出版的。那个小孩思想非常敏捷，是个单亲家庭，一直跟她妈过，很有思想，很有想法。她很多观念和我不一样，甚至对我们这一代人，她言谈中表示一种不屑和嘲笑。我印象中非常深，她说：“白老师，我觉得你们太假了。那时你们革命得不得了，那种情结我们不能理解。我们这一代人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是真实的。”我说：“许佳，其实你真是不理解，我们那一代人革命，当初的那种革命，在现在看起来还有点左，那也是一种真诚，是我们那个年代特有的真诚。我们那个时候吧，你要想进步快，就得入党。入党，你就得表现好。要想表现好，你就得有英雄事迹。没有英雄事迹，总得有好人好事吧。生活太平凡，找不到好人好事啊。后来我就想到山上放把火，再扑到火上，把我烧伤，我再把火扑灭，造成一个好人好事。然后我把谁推到河里，再把他捞起来，办好事。那时，为了表现革命，进步快，尽快入党，从心里来讲，也是很着急的，其实那也是真诚的，那个时代特有的真诚。当然现在看起来有点假。”通过那次与她交谈后，我就预感到这一代人和我们不一样。这个时候，我对80后的了解还是个别的，一个一个的，没有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现象去研究。

上文出处：http://www.eduww.com/Article/200903/23429.html

作为尊敬长辈的80后，我充分理解白老师在议论郭敬明、韩寒，以及所谓80后文学的时候拿我出来说说事，摆事实讲道理的用心。不过我并不记得自己说过以上那番话，也不记得曾经表达过对早一辈人的蔑视。虽说时过境迁，说不定我记错了，但我还记得自己不是81年生的。当然，我跟白老师不熟，不能奢望他记得我的确切出生年份。可惜我的生身父母一直感情稳定，从来不曾离婚，我自小父母双全，决不是生长于单亲家庭——虽说我也有不少来自单亲家庭的朋友，比如陈锐啦，玛露露啦，当然他们也很有思想，我也很喜欢他们。

另外，因为小时候不懂事，要被问起父母离婚了跟谁过，我绝对毫不犹豫地说跟爸过。即便在想象中，作为小孩的我也不是很倾向于跟妈过。

我其实本来很犹豫，拿不准自己算不算得上认识白烨。虽然见面不多，后来也没有联系，但早先也接受过他的谆谆教诲，要说不认识，不免太过绝情。可是白老师认识的这个人，到底是我嘛！

我可以原谅有人记性太差，但是我宁愿白老师还是忘了我好了。

 

从东诸安浜路时期就开始服务于我的钟点工阿姨，最初来面试的时候面颊上有好大一块铁青色的胎记。她用自己的劳动所得去医院做激光美容，一年之后，那块胎记不见了。“痛得要命！”她还曾经对陈锐诉苦说。

我早就注意到，阿姨特别喜欢为我擦香水瓶。每次她来过以后，本来按照常用程度排列好的香水次序就彻底被打乱。有一次她把女儿，一个十多岁的，看上去不怎么想搭理人的小姑娘带到我家里来，给她看我的香水和梳妆台。“你好好读书，长大了就有钱买这些化妆品，还有人来你家帮你打扫卫生。否则你就只能像我一样帮别人打扫卫生。”她对女儿说。

假如不是因为我把阿姨介绍给了住在法华镇路上的吱吱国，我至今也不会知道那次携女上门的真正缘由。大概是为了特特看上去格外谦逊可亲的缘故，阿姨挺喜欢和她聊天。有一天特特向阿姨征求建议说：“我们想让家变得像宛平南路的小朱家那么干净，该怎么做呀？”阿姨指着墙角的大堆影碟，微笑着说出了暗藏心底大约已经很久的话：“把这些，这些，统统扔掉！”

可不是吗？宛平南路的小朱用的是高清数字播放器。他家里是没有DVD的。而且他对猫过敏，家里也没有两代三只猫。

不过宛平南路的小朱和法华镇路的小王有个共通之处。他们都是复旦毕业的。阿姨向特特咨询自己的女儿该投考哪所中学，于是听说了她所服务的这班客户那辉煌的学生时代。她心情太复杂了，忍不住说道：“一个东家介绍一个东家，一个比一个读书好！”

“那么，你中考考了几分啊？”“我……是直升的……”特特回答这句话的时候简直有点羞愧吧，所以很快地搬出别人来做一番抵挡：“许佳大学只读了三年呢！”最后，当阿姨听说那个住在西康路的姓李的小姑娘也毕业于复旦，并且还是个无锡人时，顿时生出他乡遇故知之感。“她也是江苏的，我们江苏考分可是很高的！”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谢老——大概是阿姨所有的东家里面年纪最大的一个。谢老不服气地说：“我那么多书还不行啊？”

“他叫我多做素菜，可是他自己也常常买肉回来。”阿姨有一次跟我这样议论过谢老，“他那么大年纪了不结婚，还学什么佛啊？”她对这个东家的真实看法其实是这样的。假如她知道这也是一个复旦的老毕业生，也许会略有点动摇吧。

“那么，你觉得她会把我的隐私告诉你吗，如果我有的话？”谢老有点不放心地问我。

当阿姨在厨房里大肆用东家的橄榄油炒菜的时候，她一定不知道，东家也许整理过房间，收起了心目中的隐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